引言：
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正经历一场伟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不仅仅会促进实体经济的更迭，也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规划，更会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你我每个人的命运轨迹。
1、财政改革与货币投放
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说货币是血液，那么财政就是这个经济有机体的血管，它们共同组成社会有机体，让资源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每一个角落。
所以，经济的运转调控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的配合。如果你想厘清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我们必须先要厘清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中国货币的投放方式。
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上所谓的钱，绝大部分都是信用货币，或者说广义货币的构成大部分都是由基础货币派生出来的信用货币。
而基础货币是整个社会货币的根基。从1985年我国开始有基础货币的统计以来，基础货币的创造与投放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5年-1998年，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方式是央行给商业银行的再贷款；
第二个阶段：1999年-2014年，基础货币的创造主要依靠外汇占款这个渠道；
第三个阶段：2014年至今，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外汇占款占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开始下降，央行通过MLF/PSL/SLF等多种货币工具投放基础货币。
我们如果仔细研究1998年以前央行的再贷款，当时大的背景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变过程。
只有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源头，才能把控整个社会的经济的走向，把国内经济带入正轨。
在这种大背景下，通过再贷款去进行基础货币投放实际上是央行管理信用货币的一个手段。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大背景，就是财政包干体制。
1988年以前，甚至包括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的机制下，各地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动能、GDP的“保争之下”使中央银行投放了大量的基础货币。
1998年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从此进入到“双顺差”时代（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顺差），从此，央行开启以外汇占款为主的模式进行货币投放。
2、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分税制
在上个世界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纵向跟自己比有很大发展。但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整体实力依旧不强，甚至一些地区的温饱问题都还没解决。
那如何解决改革初期经济效率低下、发展缓慢的问题呢？
高层达成的一致就是解放思想、贯彻物质利益。通过放权让利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所以这个时期财政改革的重点就是“建设财政”和“公共财政”。
大家一起努力把蛋糕做大，而这种放权让利也彻底激活了经济。
在初期，财政的根子在于土地，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之后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全国农村推广普及率达到92%。
这种改革开放从农村逐渐延伸到城市。
几年后的1980年到1987年，个体户、小老板、万元户的大量诞生都是微观的不能在微观的财政改革所带来的个体经济活跃的时代特征。
这就是财政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推动作用。
1994年，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分税制的诞生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新的关系——事权下放、财权上收。
之所以进行分税制，追踪溯源，还是我刚才讲的，当时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财政放权要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只有财政上通过让利放权率先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财政改革先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一个缺口，才能再次激发整个社会的创造力。
分税制就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了。
而分税制的本质，就是事权到地方、财权到中央，形成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
这样中央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地方政府由于财权上交，收入的大头只能依靠土地出让金。
而一旦地方财政吃紧，就得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当地的债务融资。
3、新时代，新变革
2011年，我国人口刘易斯拐点到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开始出现下降，从2011年的74.5%降至2018年的71.8%。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过去我们靠大量劳动力红利去赚取国际外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所以，过去通过中低端制造业进行出口外贸而产生外汇顺差的大时代也结束了。
这就导致过去央行通过外汇占款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路径遭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2014年之后，央行通过再贷款模式以及提供各种“粉”来临时性的维持基础货币的供应。但是，再贷款模式终究不是真正的基于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模式。
主权信用要依靠国债。但中国的国债存量和增长规模目前还无法支撑广义货币的需求。
并且还有我刚才说到的一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等国家是靠中央政府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复苏，而我们的路径是依靠的是地方债务扩张来支撑经济的全面复苏。
所以，地方的债务压力比2008年前要大很多，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要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
4、高层的考量
对于高层而言，预防风险的同时，也有很多考量。
第一，财政体制下的各种改革，不能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我举个微观的产业财政补贴的例子，大家知道头几年很多做新能源汽车的公司，之所以做新能源汽车，其实就是想骗财政补贴。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之前有国家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并且补贴力度相当高。这种补贴也同时被一些车企当成骗补的漏洞。有些企业甚至拿电瓶车充当新能源汽车进行骗补。
而新的财政改革之下，各种财政政策变化下的缝隙都会被投机资本盯上，随时兴风作浪，所以我们要坚决预防打击，不能让让投机资本兴风作浪。
第二，要控制居民消费及日常用品的物价波动。
中国基础货币的锚未来肯定是以国内优质债为主，而国债又是所有债务里的定海神针。国债与财政息息相关，而财政政策其实比货币政策更能引起物价的波动。
国家和老百姓都不希望物价出现巨大波动，这不符合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
第三，即便财政体制改革，也不能让地方过于富裕。
不能让一些地方部门太有钱，否则会滋生腐败。最好的办法还是中央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是中国这些年来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但是对于百姓诉求多的民生、教育、医疗领域，财政应多提供定向、精准的财政支出。
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没有基础建设的大面积铺开，城镇化也不会有这么快的发展。
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财政体制上的改革，都需要有人往前冲。
四十年前，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牢笼里挣脱出来，不是简单一句“撸起袖子好好干”就能随便成功的。
从前期的统一思想和整顿各种债，到税制改革和全面建立社保，再到近年来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每一个任务都是攻坚战，没有哪个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每个改革都要有人排除万难，攻克各种难关向前推进的。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魄力，也就不会有中国这四十年来经济的突飞猛进。
我们回过头审视过去经历的种种改革，虽然都有短痛，但我们要相信，每次改革之后，都是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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